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更多的是出于义愤。公平而言，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还是做过许多有益的贡献，至少是实行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原则，坚持对日抗战。问题在于，中国的抗战实在说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战场，不仅中共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原则，而且蒋介石也似乎从来没有把中共的军队作为自己的军队来看待，更不要说作为嫡系来使用、来爱护了。因此国共之间在抗战时期的一系列摩擦从表面上看是各种利害冲突，但其本质或最深层的原因则是“主义”之争。蒋介石之所以死死抓住三民主义不放，之所以贬低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所有主义；共产党之所以对三民主义进行革命性的解释，之所以既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，又不愿意放弃三民主义，说到底都是为了在道义上赢得国人的同情，并为抗战之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基础。当抗战胜利在望的时候，国共两党围绕着三民主义政治遗产不得不进行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夺。
1943年，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颇具理论色彩的著作《中国之命运》;毛泽东则于1940年发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于1945年发表《论联合政府》。细读这些文件，其根本的分歧依然在于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