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像
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北宋政治更加黑暗，朋党斗争冲淡了宋儒之间的义利之争。宋室南渡后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，理学家的空谈仁义，鄙视功利的社会风气甚嚣尘上。他们认为北宋之所以亡国，是由于王安石“兴利而忘义，尚功而悖道”[17]造成的。李侗也认为“义利不分，故自王安石用事，陷溺人心，至今不自觉”[18]。所以，南宋的理学家认为，“义利之道乃儒者第一义”。义利之辨是关系到社会政治的好坏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。如同朱熹所说：“其心有义利之殊，而其效有兴亡之异，学者所当深察而明辨之也。”[19]这样，义利之辨在南宋又重新揭开了战幕。
辩论的一方以朱熹为代表，另一方则是以陈亮、叶适为代表。
朱熹用理欲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宣扬“革尽人欲，复尽天理”的禁欲主义。他在《答陈同甫书》中说：“至若论其本然之妙，则唯有天理而无人欲。是以圣人之教，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。”又说：“学者须是革尽人欲，复尽天理，方始是学。……而今只是分别人欲与天理，此长彼必短，此短彼必长。”[20]天理与人欲势不两立，只能一方战胜另一方。在朱熹看来，天理就是义理，人欲即是功利；义理就是讲仁义道德，功利就是讲利欲。那么，“革尽人欲”，就是去利欲、功利；“复尽天理”，就是只讲义理，仁义道德。不仅如此，朱熹还把汉代董仲舒的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的观点，作为他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，并从多方面阐发了儒家的义利观。他在注释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观点时，以天理和人欲来解释义和利。朱熹说：“义者，天理之所宜。利者，人情之所欲。”[21]即是说，义利之辨，实际上就是天理与人欲之辨。在义利关系上，朱熹提出了两个命题：一是“重义轻利”；二是“以义制利”。这显然是针对当时陈亮、叶适所倡导的功利主义而发。朱熹指责他们把义理与利害相混淆，“专去利害上计较”。这种重义轻利的观点，虽然看到了道德对利益的反作用，然而轻视功利，忽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，更不懂得它对道德的决定作用，这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