佐临曾以“鸯蝴太轻”为由拒绝执导（《挡马夺刀》原名为《挡马夺刀》），轻，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.     40年代，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、保守的态度，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，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.     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挡马夺刀》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，它一点儿也不轻.     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，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、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，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，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.     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，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，以至于在故事最后，当李丽华选择了“坐在自行车后座笑”而非“坐在宝马车上哭”时，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.     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.     五十年代初，民营电影公司出品的优秀影片虽然在观众中获得了好口碑，但大多都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与保护，从本片就能看出不少端倪.     在“革命浪漫主义”的口号下，歌颂和赞美成了当时的银幕主题，电影的政治与说教功能被无限利用，“而认知、娱乐、审美等功能则退居到了可有可无的角落里”，国营电影开始偏离现实主义道路.     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更凸显出本片的独特，在遵守“三反”和“三不反”的基础上，影片对舶来的蒙太奇手法运用自如，通过刻画“我”这个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，揭示了深层的社会根源，从故事到内核都与国营电影不同.     溯其源，《挡马夺刀》继承的是四十年代的战后现实主义电影（尤其是《挡马夺刀》）；往后看，影片鲜明的人文关怀与将主题改为背景、将人物推至台前的叙事方式又与第四代导演的作品相似，实属五十年代里的一个异类.